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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模版 當TPP遭遇“一帶一路”：日本的戰略困境與政策選擇 日本不是TPP和“一帶一路”的倡議發起國，但是對待前者積極、後者消極。把這兩種角色概括起來就是以TPP協定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
引子日本不是TPP和“一帶一路”的倡議發起國，但是對待前者積極、後者消極。把這兩種角色概括起來就是以TPP協定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但是，2016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日本的TPP政策以及對“一帶一路”的政策應對又迎來新的不確定性。本文著眼於當TPP遭遇“一帶一路”後，日本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具體說來，文章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第一，日本在當前競爭性區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選擇及其邏輯；第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固有認知和具體回應；第三，日本國內官方與民間、政府與輿論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認識分歧；第四，美國宣佈退出TPP談判並正面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日本TPP政策的走向以及其接近“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一、導論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下文簡稱“TPP”）和“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OBOR，下文簡稱“一帶一路”）是當前亞太地區最受矚目的兩個區域合作構想。其中，TPP最早是由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四國於2006年發起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後來隨著美國以及日本等國宣佈加入該談判而受到國際輿論的關註。“一帶一路”全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於2013年倡議的跨國區域經濟合作構想，它是“服務於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周邊乃至全球戰略的一種綜合性手段”，借用外交部王毅部長的話來說，“一帶一路”的成果是為各國所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中國最重要的鄰國之一，其對上述兩類區域合作構想的態度十分值得關註。就TPP而言，在協定的初始階段，日本國內對於加入與否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議，直到民主黨奧巴馬主政下的美國表達出加入TPP談判的意願之後，日本才成為TPP的積極推動者。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熱情。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簡稱“亞投行”）為例，該銀行作為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投融資保障金融機構，日本選擇瞭和美國一起拒絕成為創始會員國。
TPP以及“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存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在具體的結構和功能上二者也有著明顯區別，甚至在所波及的地域范圍上二者也不盡相同（當然也有交集的區域，比如東南亞地區）。日本政府在面對TPP和“一帶一路”時則做出瞭完全不同的政策回應。日本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政策回應，這是首先需要解釋的問題。此外，2016年12月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日本在TPP談判的進程中能夠走多遠自然也是日本國內以及國際社會關註的問題。本文著眼於當TPP遭遇“一帶一路”之後日本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具體說來，文章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第一，日本在當前競爭性區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選擇及其邏輯；第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固有認知和具體回應；第三，日本國內官方與民間、政府與輿論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認識分歧；第四，美國宣佈退出TPP談判並正面回應“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日本的TPP政策的走向以及接近“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二、相關概念界定以及文獻回顧
在進入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本文所涉及的概念進行簡單的界定和說明，並對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初步梳理。
本文雖然使用TPP和“一帶一路”這兩個概念，但並非就TPP而討論TPP，也不是就“一帶一路”而隻討論“一帶一路”。在筆者看來，TPP既是一個有關區域貿易協定的概念，同時也代表瞭日本以及美國在區域熱賣合作問題上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既包含自由貿易的市場原則，同時也包括其遏制或者制衡中國的價值觀。它並非是一紙貿易協定，更是一種價值理念或者說戰略構想，因此需要從政治學的視角對其進行解讀。是故，本文在討論TPP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日美同盟”等與之具有關聯性的地區秩序架構。同理，“一帶一路”既包含字面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同時也暗含瞭中國在地區合作問題上兼容並包的政策主張，它體現瞭中國在區域合作問題上的政策構想。所以，本文所謂的“一帶一路”也包含亞投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等中國所主張的地區秩序架構。總的來說，TPP和“一帶一路”分別代表瞭兩種在地區合作問題上的立場，而本文所要考察的是當這兩種立場發生對沖的時候，日本所做出的戰略選擇以及可能面臨的兩難困境。
關於文獻綜述首先需要明確的是，TPP和“一帶一路”作為政策界和學術界的熱點，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討論瞭二者的具體內容、邏輯以及政策
等問題。本文不再對上述問題贅述，而是將日本納入分析的框架，與之相關代表性文獻有如下兩類值得註意。
第一類研究主要著眼於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反應。這類研究主要分析日本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輿論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評價。其中，中國學界主要將焦點集中在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認知上，這些研究註意到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消極態度，有些還分析瞭作為第三方的日本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消極角色為主）。日本學界則主要基於日本國傢利益的考量來分析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利弊。這裡所謂的國傢利益其實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經濟收益來衡量國傢利益，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其出發點在於“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能夠給日本帶來實際收益，當然根據不同的計算方式學者們往往會在該問題上產生比較激烈的分歧。另外一種類型則是以安全收益來衡量國傢利益，即中國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是否會必然地損害日本的國傢安全利益。由於中日安全關系本就脆弱，所以對這一問題持消極主張、唱衰中國的日本學者較多。
第二類研究著眼於日本在TPP和“一帶一路”二者之間的戰略選擇和博弈分析。這類研究看到瞭日本所面臨的制度框架選擇之困境，因此分析中更多的納入瞭比較分析的視角，即日本在同時面對TPP和“一帶一路”時應該做出何種選擇。中文文獻往往側重於TPP或“一帶一路”的一個側面，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的研究比較少見，而把日本作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就更少瞭。倒是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才有中國學者詳細考察日本在TPP和“一帶一路”之間的戰略選擇問題。由於TPP和“一帶一路”等概念主張近幾年才產生，日本以及歐美學術界相對缺少嚴肅的學術考察，但是評論性的研究已經比較多地涉及到對二者的分析。如果要對二者有更加詳細地把握，還需要後續的跟進研究。
以上兩類研究為本文的寫作提供瞭重要的參考，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上述研究往往過多地將筆墨放在地區秩序的視角下考察。在分析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反應及其選擇時，這些研究反而缺少對日本國傢內在邏輯的考察。換言之，日本為何會用TPP來對抗“一帶一路”，既有研究往往帶著某種先入觀進行批判，但是對日本做出選擇的制度性根源以及國民性基礎卻較少提及。此外，日本的認知和選擇也不是鐵板一塊，雖然日本政府做出瞭官方的表態，但是日本國內對TPP和“一帶一路”的認知是復雜的和多元的，考慮問題的視角和維度也不盡一致。所以，要全方位的理解日本的戰略選擇不僅僅需要從東亞地區格局（即所謂的結構性原因）的視角來分析，同時還要對日本自身的邏輯以及國內政治的要素予以細致觀察。隻有這樣才可以從全局、局部以及內部的視角對日本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做出可預測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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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亞地區的競爭性制度框架和日本的選擇
目前，廣義上的東亞地區（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亞洲內陸以及亞太地區）存在著冗繁復雜的制度框架，這些制度框架多呈現競爭性以及“制度過剩”的特征。這些競爭性的制度框架並不僅僅集中在經濟領域，在政治、安全以及其他相關領域也多有存在。結合本文所要論述的主旨，在筆者看來有如下經濟、金融和安全三個領域的競爭性制度框架特別值得留意。
第一，區域經濟合作領域。區域經濟合作領域的制度框架最多也最為復雜，這不僅僅跟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經濟制度多種多樣有關。同時，經濟作為國傢間合作中相對低位的領域（即基歐漢和奈所謂的“低階政治”，low politics），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哪怕國傢間在區域合作主張上存在抵觸或者重疊也不會影響到國傢間關系的基本走向。但是，如果具體到那些可以形塑區域經濟秩序的宏觀制度框架而言，則更多地呈現出競爭性的一面。近些年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領域先後有有“東盟+3“、“東盟+6”以及“東盟+8”等倡議，這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持有不同主張所導致的結果。當前，在東亞以及亞太地區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區域合作主張是TPP和RCEP。TPP無須贅述，它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副產品，同時也是日本著力推動的一項區域間貿易協定。RCEP則是東盟發起，同時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10+6）共同參與的一項旨在消除關稅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的貿易協定。日本雖然也在RCEP的框架內，甚至RCEP的雛形（10+6）最初還來自於日本的積極推動，但是日本在優先順序將TPP排在瞭前面，而將域內經濟差異過多的RCEP放在瞭後面。反過來，中國則對RCEP的構想積極回應，如此一來在東亞地區形成瞭以美日支持的TPP和中國支持的RCEP對峙的局面。
第二，區域金融投資領域。金融投資雖然並沒有離開經濟的領域，但是它不同於貿易合作，不涉及關稅壁壘或者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其主要關涉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援助，因此在筆者看來可以單獨作為一個要素專門討論。在該領域的競爭主要存在於亞洲開發銀行（簡稱為“亞開行”）和亞投行二者之間進行。亞開行作為亞洲政府間的金融機構，它最早成立於1966年，日本在其成立以及其後的運營中都發揮瞭主導作用。此外，日本一直持有亞開行最多的認繳資本和否決權，行長一職也一直由日本人擔任。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雖然不是域內國傢，但是卻長期持有亞洲開發銀行15%以上的認繳資本，在亞開行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亞開行雖然為亞洲國傢經濟社會的發展領域做出瞭巨大貢獻，但是其目前的機構設置，特別是日美兩國主導的格局已經不能滿足當前亞洲各國的需求，中國之所以倡議成立亞投行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亞投行是“一帶一路”這一中國政府頂層設計理念的具體體現，其主要功能是為沿線國傢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融資。既然都是投融資金融機構，亞開行和亞投行自然在功能上存在重疊的部分，日本政府也多少基於這樣的考慮拒絕亞投行。除瞭功能重疊的擔心之外，日本更為看重的還是權力的分配問題。日本以功能重疊為理由拒絕中國亞投行的邀請，而本質上則是希望以亞開行來主導亞太地區的金融合作，盡可能削弱亞投行在地區的影響力。這也體現瞭區域金融投資領域競爭性的一面。
第三，區域安全合作領域。在區域安全合作領域，亞洲可以說是負面案例的典型。由於亞洲地區差異性的存在，當前在亞洲或者亞太地區並沒有形成可靠的多邊主義安全共同體。如果歐洲的安全合作是以多邊主義為特征的話，那麼亞洲的安全合作用卡贊斯坦的定義就是“多孔化”（porousness）的地區安全合作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亞洲地區國傢分別同美國締結安全保障協定，這裡面比較典型的當屬“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美新軍事同盟”等以美國為核心的雙邊軍事同盟。中國在歷史上雖然有過短暫的結盟戰略，但是在改革開放後已經以“合作夥伴關系”取代“軍事同盟關系”，結盟戰略已經不是當前中國對外政策的首要選項。當前在亞太地區存在多個多邊安全合作組織，中國也一直主張在公開、開放、透明且尊重多樣性原則的前提下同東亞國傢開展軍事安全對話與合作，在此背景下東盟地區合作論壇（ARF）應運而生。日本雖然也是ARF體制下的成員國，也主張亞太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但是這並沒有為日本的國傢安全提供保障，同美國的雙邊同盟依然是其安全政策的基石。
以上經濟、金融以及安全領域的制度性架構雖然沒有呈現出完全的對立格局，但是這三個領域內的二元構造已經開始具有競爭性，即“兩者擇其一”的屬性。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戰略選擇顯然是考慮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日本跟著美國的節奏力推排他性非常強的TPP；在區域金融投資領域日本和美國把持著亞開行的主導權，對於中國所倡議的亞投行冷眼相看；在區域安全合作領域，日本固守日美軍事同盟的保護傘，對於中國的“新安全觀”以及多邊安全合作構想保持距離。
日本為何會做出上述戰略選擇？可能很多人會直接拋出“日美同盟”予以解釋，筆者當然不否定這樣的論斷，但是似乎缺少對日本戰略邏輯的梳理和討論。“日美同盟”隻是一種政策結果，並沒有說明日本戰略選擇的本質。在筆者看來，日本之所以會做出上述選擇，既跟其宏觀上的大戰略有關，同時也跟微觀上的行為邏輯有著密切關系。
在解釋日本的“大戰略”的時候，學術界對此爭論不一。很多日本的政治傢（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學者都批評日本沒有大戰略，或者說至少缺乏長遠的戰略。日本所要做的，就是跟著美國走，在這一點上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用“卡拉OK外交”這一形象生動的比喻概括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從屬性。意指日本沒有譜寫外交政策這首曲子的能力，日本可以做的隻是根據既定的樂譜來演唱。豬口孝想要強調的是日本的國傢戰略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強權的影響，就戰後而言主要是受到美國的影響，因此日本也經常會被冠以“外壓型國傢”（GaiatasuState）或者“反應型國傢”（ReactiveState）等頭銜。當然，受到強權的影響既有消極被動的因素，同時也有日本積極主動的一面，這就是所謂的“強者依附”心理。“強者依附”具體可以體現為向強者學習先進技術的主觀意願以及同強者結盟的政策需要。
縱觀日本近代化的軌跡可以發現，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確呈現瞭上述表征。日本在1853年“佩裡叩關”之後，從最初的蘭學逐漸向西歐軍事強國普魯士和法蘭西學習先進的軍事操練技術；待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看到瞭海上霸權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跟英國締結“英日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同當時強大的納粹德國結盟，最後卻以慘敗而告終；戰敗後，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文化吸引力最終讓日本同美國締結同盟並延續至今。
筆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上述邏輯，但是具體到微觀的外交政策上，日本卻未必完全依附於美國而行事。關於這一點，中國學者田慶立用“蝙蝠性格”來解釋日本對外政策的搖擺心理。所謂“蝙蝠性格”是指，蝙蝠本身非禽非獸，當作為“禽”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會自詡為禽鳥類；當作為“獸”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會自詡為獸類。戰後日本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也未嘗不體現出這樣的鐘擺心理。當需要它作為亞洲國傢，或者想要代表亞洲的時候，日本會強調其地理上的亞洲身份；當需要它以先進國傢之姿態俯視亞洲各國的時候，日本則會強調其價值觀上的非亞洲屬性。
因此，筆者認為日本對當前東亞地區競爭性制度框架所做出的選擇，是其固有宏觀國傢戰略和微觀對外政策選擇折中後的結果。國傢戰略雖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但是短期內不會表現得十分明顯，但是微觀的對外政策極容易受到國際以及國內政治要素的影響，因此有著極強的可變性，日本“蝙蝠性格”的鐘擺外交正是其具體體現。關於“一帶一路”倡議，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做出積極地回應，這或許可以從日本的國傢戰略層面做出解釋，即日本同美國有結盟關系，而美國沒有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所以日本也不會參與。但是，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景和潛在收益，日本是否會出現搖擺並最後擁抱“一帶一路”呢，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其“蝙蝠性格”來做出解讀。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筆者將會分別考察日本政府和國內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反應，並分析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最後在結論部分揭示出日本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矛盾心理和可能選項。
四、TPP對抗“一帶一路”：日本政府的回應
日本對“絲綢之路”的概念並不陌生，其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的人文地理研究在某些方面還要勝過中國（1980年代就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1980年代日本國傢電視臺NHK與著名歷史小說傢司馬遼太郎合作拍攝《絲綢之路》大型紀錄片，更是讓“絲綢之路”在日本傢喻戶曉、人盡皆知。日本人對“絲綢之路”的思慕（nostalgia）還體現在歷史上的東西方交流上，現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還典藏著唐代日本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收藏品，而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亦把日本視為絲綢之路東方的終點。
但是，日本政府對現實版的“一帶一路”構想卻沒有展現出那樣積極的回應。2015年4月22日，在出席“萬隆會議”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安倍晉三同習近平會談時指出，日本認識到亞洲各國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度需求，但表示對於亞投行在治理（governance）的公正性方面存疑。同時，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安倍則認為要看將來的具體進展，算是從正面拒絕瞭中方的倡議。作為亞洲地區兩個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傢，中日兩國在牽涉到亞洲各國福祉的“一帶一路”倡議上，完全背道而馳。日本政府拒絕“一帶一路”的原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側面來解釋，筆者在這裡基於日本政府的立場和官方解釋重點歸納瞭政治、經濟和安全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中日之間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上不具備政治基礎。這裡的政治基礎大概有如下四個方面值得註意：首先，中日關系在歷史認識等領域存在著對立，而且這種對立波及到兩國的政治關系甚至安全關系，因此不具備“一帶一路”倡議上深化合作的基礎。其次，中日兩國價值觀上存在著認同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在具體細節上則是兩國對“一帶一路”倡議之意圖和動機的不同認知。日本政府在談到TPP時總要強調其成員分享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價值觀要素掣肘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合作。再次，日本國內政治領域保守的反華派也不願意看到日本過於接近中國，目前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強勁，而很多保守派直接把“保守”同“反華”畫上等號，如果“不反華”那就算不上“真保守”。最後，從國際政治視角來看，美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持消極態度，並要求其盟國慎重對待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日本在決策中也勢必要考慮美國因素的影響。
第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符合日本的經濟利益。關於經濟層面的理由首先要指出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制度競爭”，因為日本手裡已經握著亞開行的實權，擔心過度參與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事務會弱化亞開行在亞洲的存在感。其次，日本一直攜TPP自重，TPP作為排他性很強的自由貿易協定，無法跟“一帶一路”建設產生交集或者疊加效應，也就是說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無助於提升日本在TPP協定中的經濟加權。最後，相較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RCEP，日本政府通過試算之後表示TPP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和經濟前景更加可觀。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TPP對策本部”的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加入TPP之後能夠帶來105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以及2%左右的GDP增長率，而如果加入中國所主張的RCEP則隻能夠帶來900多億美元的經濟收益和1.8%的GDP增長率。事實上根據不同的數據基準，關於TPP和RCEP的收益問題一直都有不同主張，以最近的數據來看，主張RCEP收益大於TPP的則占據多數。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日本所主張的經濟層面的理由未必能夠站得住腳，要理解日本政府的邏輯還要回到政治層面，甚至安全層面的視角。
第三，日本為瞭在安全領域掣肘中國而拒絕“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4月29日，安倍晉三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指出，TPP已經超越瞭單純的經濟利益，對地區的安全保障而言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中日兩國在東海地區存在固有的領土爭端（東海油氣田以及釣魚島問題），近年來日本又對中國的南海政策頗有微詞。日本既然能夠將TPP視為安全保障領域掣肘中國的閥門，那麼也可想而知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消極回應瞭。如果考慮更廣域的地緣政治現實，美國和日本已經在太平洋海域組成瞭在安全上遏制中國的防線，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考慮“西進”則是對美日地緣戰略的對沖。在近幾年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日本一直是美國的戰略橋頭堡，而中國則是他們的共同制衡對象國。比如，日本於2015年9月強行通過的“安保法案”規定日本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行使集體自衛權，對於日本而言所謂的集體自衛權，就是可以參與到美國所介入的軍事紛爭中。安全領域上中國同日美兩國的對抗性要素也迫使日本拒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反而同美國強化軍事同盟關系。
以上三點大致勾勒出瞭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官方回應。其實以上所列舉出來的原因，有一些的確是結構上的矛盾，短時期內畢竟難以解決，但是這是否會影響到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合作，恐怕還有待於今後的觀察和評估。至少在目前來看，如果日本政府不刻意制造矛盾的話，中日兩國本可以在“一帶一路”的推進進程中有更大的合作空間。
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拒絕的不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其想要拒絕的是“一帶一路”的倡議者，也就是中國。同時，這種拒絕並不是基於單純的經濟利益，而是將經濟利益與政治以及安全利益相掛鉤，甚至是以經濟為幌子，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和安全保障的視角來拒絕中國的倡議。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就是跟著美國一道，以經濟貿易合作來建構自己的意識形態朋友圈，並實現制衡中國的目的。
日本針對具體的對象地區主要有如下方式來對抗“一帶一路”：第一，在歐亞大陸地區（即中國“陸上絲綢之路”覆蓋區域）日本的對策是以投資來遏制投資。中亞地區是中國的天然腹地，同時也是亞投行重點投資支持的地區，日本為制衡中國對該地區的設施投資，向中亞國傢承諾瞭巨額的資金投資。2015年10月，安倍晉三訪問中亞五國和蒙古，宣佈承諾給中亞五國和蒙古提供3兆日元的民間投資。在東南亞地區（即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區域），日本的對策重點是提供援助，考慮到這些國傢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爭端，日本的援助更多具有軍事援助的性質。另外，日本也一直在高鐵輸出等領域上同中國形成直接對立的關系，比如中日兩國在印度尼西亞高鐵建設問題上的博弈，其實已經凸顯瞭這種對抗性和競爭性。
五、“一帶一路”認知的另一側面：日本輿論的比較分析
前文基於日本政府的視角大致歸納瞭其拒絕“一帶一路”的三個方面的原因，
以及日本政府的具體對策。值得註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主張未必能夠完全代表日本社會的意願。在前文的分析中也已經看到，日本政府更多的是基於政治和安全層面的理由抵制“一帶一路”，就經濟收益而言，“一帶一路”給日本帶來的潛在收益未必會比TPP要少。日本政府的解釋已經開始呈現其難以自圓其說的一面，在這裡筆者希望借助媒體的視角來深層次地解構日本社會看待“一帶一路”倡議的矛盾心理。媒體是政治與社會的一面鏡子，雖然媒體也有官方媒體和民間媒體之分，意識形態也有左和右的區別，但總的來說還是可以比較全面地把握社會輿論的動向。本文考慮到媒體立場的不同，主要選取《讀賣新聞》（中間偏右）、《朝日新聞》（中間偏左）和《每日新聞》（中間偏左）三傢報紙的報道數量以及具體內容作為比較分析的樣本，詳細考察日本輿論界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以及與政府的主張有何不同。
在上一節中筆者論述到，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持消極否定的態度，同時日本和美國一道抵制亞投行，並且沒有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因此，日本政府也在單邊或多邊場合試圖淡化、或者避免正面評價“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等中方的倡議和主張。然而，日本媒體相較於日本政府，則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筆者對《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報紙的新聞報道中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內容進行瞭統計整理，分別從報道的數量、高峰時段、同TPP報道的相關性以及同中國媒體報道的對比等角度，試圖挖掘出日本社會（輿論）不同於日本政府甚至不同於中國的認識視角。通過數據對比，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日本媒體對“亞投行”的關註度遠遠大於對“一帶一路”的關註度。《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對“亞投行”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75次、300次和389次，而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數量則分別為196次、105次和178次。這表明，日本輿論相較於“一帶一路”這一政治領域的頂層設計，它們更加關心的是具體的、細節的經濟利益。“亞投行”區別“一帶一路”的地方在於其主要關涉經濟部門領域，而日本企業、社會最關心的恰恰就在這裡。日本媒體對“亞投行”的關註遠遠大於“一帶一路”這一點也顛覆瞭我們的固有觀念，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政府的認識相背離。以中國的《人民日報》為例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自“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倡議提出以來，《人民日報》報道中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報道次數分別為561次和21次，也就是說中國對“一帶一度”的關註度遠遠高於“亞投行”，這跟日本媒體的關註截然相反。
第二，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關註有著明顯的高峰期。“亞投行”報道最多的時間段是“2015年4月-6月”，“一帶一路”報道最多的時間段是“2015年4月-6月”、“2016年1月-3月”以及“2017年4月-6月”。其中，“2015年4月-6月”時值亞投行成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段比較有重要意義的活動有，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會員國談判會議以及亞投行協定簽署儀式等，這些活動也吸引瞭日本媒體的關註。“一帶一路”作為亞投行的母體，對其報道也集中在“2015年4-6月”這一時期，同時這一段時期內，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並發表瞭關於“一帶一路”的重要講話，這些都是日本媒體關註的焦點。而“2016年1月-3月”期間主要的事件是習近平主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正式訪問以及相關的發言。通過具體的報道內容也可以看出，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的時候更多的是將其作為政治新聞來報道，而對亞投行的報道則更多出現在國際經濟版面。特別值得註意的是，“2017年4月-6月”對“一帶一路”報道的次數顯著增多，這主要是因為5月14日中國舉行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而日本政府首次派團參加。日本政府在對待“一帶一路”的態度上發生瞭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正好體現在媒體的報道上。
第三，“一帶一路”與TPP談判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根據同樣檢索標準，筆者對日本媒體有關TPP的報道數量和時期進行瞭比較分析。發現TPP的報道同“一帶一路”、“亞投行”在數量以及時期上並無直接的因果關聯。日本媒體對TPP報道數量最多的時期分別是“2015年10月-12月”（《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54次、454次和364次）以及“2016年10月-12月”（《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20次、362次和346次）。其中，2015年10月-12月期間，TPP各談判國就談判內容達成一致，日本也開始正式參與到談判，所以媒體給予相當多數的關註。2016年10-12月期間，則有兩件重大事件吸引瞭媒體的關註，第一是日本政府在國會通過瞭加入TPP談判的決議，第二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並宣佈退出TPP談判。雖然TPP的報道與“一帶一路”並無直接的相關性，但是筆者在對其內容分別進行檢索之後發現，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時候，經常會提到TPP；或者在報道TPP的時候，經常會提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即相同的一篇報道中往往既會出現TPP也會出現“一帶一路”。也就是說，日本媒體已經意識到TPP和“一帶一路”二者的共存關系或者競爭關系，雖然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采取回避態度，但是日本媒體強烈地意識到瞭”一帶一路”的存在。
第四，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後，日本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更加積極和正面。關於這一特征有如下兩點需要註意：首先，特朗普退出TPP談判的聲明給日本政府強烈的打擊，雖然日本政府官方並沒有向中國的“一帶一路”服軟，但是民間已經開始出現積極回應“一帶一路”的聲音。其次，關於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積極與正面的評判標準，考慮到新聞報道的相對中立性，筆者主要考察瞭三傢報紙的“觀點、“采訪”以及“社論”等相對具有主觀性或者指向性的欄目而得出上述結論。以《朝日新聞》為例，特朗普當選以前，《朝日新聞》就不乏支持“一帶一路”的觀點和主張，而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協定之後，《朝日新聞》對TPP的報道更加悲觀，反而是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更加積極，雖然有些場合並沒有直接表明態度，而是采取旁敲側擊的方式，但是已經可以看出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態度變化的端倪。在《朝日新聞》的專訪中，主要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專訪根據筆者統計有15次，其中支持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入亞投行的主張占多數（9次），而且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專傢們的觀點更傾向於”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其他替代性多邊貿易合作協定（主要是回歸中國所主張的RCEP體系）。特別是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美國正式派代表參加，而日本也追隨美國的腳步派自民黨大佬二階俊博參加論壇，同時二階以及安倍晉三本人先後表明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言，這讓媒體的報道更加傾向於支持“一帶一路”。
總的來說，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的時候，主要考慮到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雖然也有針對中國的政治批判，但不容否認的是，日本最關心的仍然是中國的主張和倡議是否對日本經濟更加有利，這時最常見的討論就是拿TPP來跟“一帶一路”、亞投行作比較。日本媒體是銜接輿論、社會以及日本政府的橋梁，所以透過日本媒體的報道也大致可以勾畫出日本國內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圖像。更重要的是，日本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關註焦點，與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多少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這也反映出日本國內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同認知，這種不同認知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比如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進程中取得顯著成效，而美國在TPP的進程中停滯不前）也會刺激日本政府在對外政策制定中做出回應。
六、結語
當前東亞地區各種類型的競爭性制度框架給日本的政策選擇提供瞭多種可能，這是日本選擇TPP路徑而非“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提條件。而當前東亞的政治安全格局則促使日本倒向美國，TPP正是日本附和美國的政策產物，這是日本排斥“一帶一路”的根本基礎。然而，這樣的前提和基礎並非一成不變，目前來看最大的兩個變數不是來自於日本政府自身，而是中國和美國。首先，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正在積極推進，沿線國傢大多積極回應中國政府的倡議，這給中國帶來瞭非常多的正面效應（比如政治上的大國地位、經濟上的財富收益以及安全上的戰略緩沖空間等等），為此已經有日本的政治傢批評日本錯過瞭參與“一帶一路”的最佳時期。其次，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明確聲明退出TPP談判，這距離日本在國會強行通過TPP談判決議不到一個月。美國給日本政府的打擊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事關貿易問題的TPP，甚至在安全保障以及地區合作的其他問題上，共和黨政權都跟其前任民主黨政權格格不入。日本國內出現支持“一帶一路”的聲音，不僅僅在於“一帶一路”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更重要的還在於日本的TPP政策遭到瞭美國的拋棄。但是，TPP已經在國會決議通過，日本政府也不會急於退出，但是它卻需要找個臺階下，這時才有瞭近期日本拋開美國聯合11國推進TPP以及聯合印度推進“山寨”版“一帶一路”的倡議。
本文在第二節分析日本的戰略邏輯時已經指出，日本的大國依附心理是導致其用TPP政策捆綁美國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種大國依附心理直接導致瞭日本政府以TPP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大國依附心理也具有不容忽視的負面作用，即一旦大國出現政策變動的時候，日本是否能夠靈活應對。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顯然沒有估計到美國的政權會實現政黨輪替，也沒有為美國可能退出TPP做好周全的準備。但是，這並不妨礙日本外交政策的繼續推進，我們分析日本的戰略邏輯時也指出“蝙蝠邏輯”的重要作用，戰略依附固然重要，但切身利益也不能完全放棄。“一帶一路”以及其衍生品（比如亞投行、RCEP）能夠給日本帶來更大的收益，這在前文的比較分析中已經得出較為清晰的結論瞭，如果日本政府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的話，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展開合作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美國退出TPP談判導致（至少是暫時性地）日本政府陷入瞭戰略選擇困境。簡而言之，用TPP來對抗“一帶一路”已經走進瞭死胡同，日本政府在面對“一帶一路”的時候該如何權衡其政治利益、經濟利益以及安全利益，這是其首要考慮的問題。考慮到日本的戰略邏輯（強權依附）、國民性（蝙蝠性格）以及東亞地區環境的可能變化（國力對比的變化或者說權力轉移），筆者認為日本在未來極有可能以更加合作的心態來看待“一帶一路”，在此過程中也不排除其融入到亞投行以及其他合作框架中的可能性。如果過去日本在看待“一帶一路”時是從遲疑到否定的過程的話，那麼今後不排除其接近並且最終融入“一帶一路”的可能。當然這一過程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即日本自身的戰略選擇、中國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決心以及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調整。對於這些可能變數，既需要學術界和政策界做出前瞻性預判，同時也需要對日本以及東亞地區形勢進行持續的觀察。
（本文轉自《國際關系研究》）
作者簡介：
王廣濤，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
整理：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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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日本不是TPP和“一帶一路”的倡議發起國，但是對待前者積極、後者消極。把這兩種角色概括起來就是以TPP協定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但是，2016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日本的TPP政策以及對“一帶一路”的政策應對又迎來新的不確定性。本文著眼於當TPP遭遇“一帶一路”後，日本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具體說來，文章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第一，日本在當前競爭性區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選擇及其邏輯；第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固有認知和具體回應；第三，日本國內官方與民間、政府與輿論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認識分歧；第四，美國宣佈退出TPP談判並正面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日本TPP政策的走向以及其接近“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一、導論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下文簡稱“TPP”）和“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One Road Initiative, OBOR，下文簡稱“一帶一路”）是當前亞太地區最受矚目的兩個區域合作構想。其中，TPP最早是由新加坡、新西蘭、智利和文萊四國於2006年發起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後來隨著美國以及日本等國宣佈加入該談判而受到國際輿論的關註。“一帶一路”全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於2013年倡議的跨國區域經濟合作構想，它是“服務於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以及周邊乃至全球戰略的一種綜合性手段”，借用外交部王毅部長的話來說，“一帶一路”的成果是為各國所共享的國際公共產品。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中國最重要的鄰國之一，其對上述兩類區域合作構想的態度十分值得關註。就TPP而言，在協定的初始階段，日本國內對於加入與否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議，直到民主黨奧巴馬主政下的美國表達出加入TPP談判的意願之後，日本才成為TPP的積極推動者。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日本卻沒有表現出足夠的熱情。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文簡稱“亞投行”）為例，該銀行作為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投融資保障金融機構，日本選擇瞭和美國一起拒絕成為創始會員國。
TPP以及“一帶一路”構想的提出存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在具體的結構和功能上二者也有著明顯區別，甚至在所波及的地域范圍上二者也不盡相同（當然也有交集的區域，比如東南亞地區）。日本政府在面對TPP和“一帶一路”時則做出瞭完全不同的政策回應。日本為何會做出這樣的政策回應，這是首先需要解釋的問題。此外，2016年12月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日本在TPP談判的進程中能夠走多遠自然也是日本國內以及國際社會關註的問題。本文著眼於當TPP遭遇“一帶一路”之後日本所面臨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具體說來，文章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第一，日本在當前競爭性區域合作框架下的制度選擇及其邏輯；第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固有認知和具體回應；第三，日本國內官方與民間、政府與輿論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認識分歧；第四，美國宣佈退出TPP談判並正面回應“一帶一路”倡議之後，日本的TPP政策的走向以及接近“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
二、相關概念界定以及文獻回顧
在進入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本文所涉及的概念進行簡單的界定和說明，並對相關的研究文獻進行初步梳理。
本文雖然使用TPP和“一帶一路”這兩個概念，但並非就TPP而討論TPP，也不是就“一帶一路”而隻討論“一帶一路”。在筆者看來，TPP既是一個有關區域貿易協定的概念，同時也代表瞭日本以及美國在區域熱賣合作問題上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既包含自由貿易的市場原則，同時也包括其遏制或者制衡中國的價值觀。它並非是一紙貿易協定，更是一種價值理念或者說戰略構想，因此需要從政治學的視角對其進行解讀。是故，本文在討論TPP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到“日美同盟”等與之具有關聯性的地區秩序架構。同理，“一帶一路”既包含字面意義上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同時也暗含瞭中國在地區合作問題上兼容並包的政策主張，它體現瞭中國在區域合作問題上的政策構想。所以，本文所謂的“一帶一路”也包含亞投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等中國所主張的地區秩序架構。總的來說，TPP和“一帶一路”分別代表瞭兩種在地區合作問題上的立場，而本文所要考察的是當這兩種立場發生對沖的時候，日本所做出的戰略選擇以及可能面臨的兩難困境。
關於文獻綜述首先需要明確的是，TPP和“一帶一路”作為政策界和學術界的熱點，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討論瞭二者的具體內容、邏輯以及政策
等問題。本文不再對上述問題贅述，而是將日本納入分析的框架，與之相關代表性文獻有如下兩類值得註意。
第一類研究主要著眼於日本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反應。這類研究主要分析日本政府、學術界以及社會輿論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評價。其中，中國學界主要將焦點集中在批判日本政府的政策認知上，這些研究註意到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消極態度，有些還分析瞭作為第三方的日本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以消極角色為主）。日本學界則主要基於日本國傢利益的考量來分析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利弊。這裡所謂的國傢利益其實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經濟收益來衡量國傢利益，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其出發點在於“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能夠給日本帶來實際收益，當然根據不同的計算方式學者們往往會在該問題上產生比較激烈的分歧。另外一種類型則是以安全收益來衡量國傢利益，即中國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是否會必然地損害日本的國傢安全利益。由於中日安全關系本就脆弱，所以對這一問題持消極主張、唱衰中國的日本學者較多。
第二類研究著眼於日本在TPP和“一帶一路”二者之間的戰略選擇和博弈分析。這類研究看到瞭日本所面臨的制度框架選擇之困境，因此分析中更多的納入瞭比較分析的視角，即日本在同時面對TPP和“一帶一路”時應該做出何種選擇。中文文獻往往側重於TPP或“一帶一路”的一個側面，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的研究比較少見，而把日本作為分析對象的研究就更少瞭。倒是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才有中國學者詳細考察日本在TPP和“一帶一路”之間的戰略選擇問題。由於TPP和“一帶一路”等概念主張近幾年才產生，日本以及歐美學術界相對缺少嚴肅的學術考察，但是評論性的研究已經比較多地涉及到對二者的分析。如果要對二者有更加詳細地把握，還需要後續的跟進研究。
以上兩類研究為本文的寫作提供瞭重要的參考，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上述研究往往過多地將筆墨放在地區秩序的視角下考察。在分析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反應及其選擇時，這些研究反而缺少對日本國傢內在邏輯的考察。換言之，日本為何會用TPP來對抗“一帶一路”，既有研究往往帶著某種先入觀進行批判，但是對日本做出選擇的制度性根源以及國民性基礎卻較少提及。此外，日本的認知和選擇也不是鐵板一塊，雖然日本政府做出瞭官方的表態，但是日本國內對TPP和“一帶一路”的認知是復雜的和多元的，考慮問題的視角和維度也不盡一致。所以，要全方位的理解日本的戰略選擇不僅僅需要從東亞地區格局（即所謂的結構性原因）的視角來分析，同時還要對日本自身的邏輯以及國內政治的要素予以細致觀察。隻有這樣才可以從全局、局部以及內部的視角對日本的戰略困境和政策選擇做出可預測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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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亞地區的競爭性制度框架和日本的選擇
目前，廣義上的東亞地區（某種程度上也包括亞洲內陸以及亞太地區）存在著冗繁復雜的制度框架，這些制度框架多呈現競爭性以及“制度過剩”的特征。這些競爭性的制度框架並不僅僅集中在經濟領域，在政治、安全以及其他相關領域也多有存在。結合本文所要論述的主旨，在筆者看來有如下經濟、金融和安全三個領域的競爭性制度框架特別值得留意。
第一，區域經濟合作領域。區域經濟合作領域的制度框架最多也最為復雜，這不僅僅跟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經濟制度多種多樣有關。同時，經濟作為國傢間合作中相對低位的領域（即基歐漢和奈所謂的“低階政治”，low politics），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哪怕國傢間在區域合作主張上存在抵觸或者重疊也不會影響到國傢間關系的基本走向。但是，如果具體到那些可以形塑區域經濟秩序的宏觀制度框架而言，則更多地呈現出競爭性的一面。近些年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領域先後有有“東盟+3“、“東盟+6”以及“東盟+8”等倡議，這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進程中持有不同主張所導致的結果。當前，在東亞以及亞太地區比較有代表性的兩種區域合作主張是TPP和RCEP。TPP無須贅述，它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副產品，同時也是日本著力推動的一項區域間貿易協定。RCEP則是東盟發起，同時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10+6）共同參與的一項旨在消除關稅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的貿易協定。日本雖然也在RCEP的框架內，甚至RCEP的雛形（10+6）最初還來自於日本的積極推動，但是日本在優先順序將TPP排在瞭前面，而將域內經濟差異過多的RCEP放在瞭後面。反過來，中國則對RCEP的構想積極回應，如此一來在東亞地區形成瞭以美日支持的TPP和中國支持的RCEP對峙的局面。
第二，區域金融投資領域。金融投資雖然並沒有離開經濟的領域，但是它不同於貿易合作，不涉及關稅壁壘或者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其主要關涉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援助，因此在筆者看來可以單獨作為一個要素專門討論。在該領域的競爭主要存在於亞洲開發銀行（簡稱為“亞開行”）和亞投行二者之間進行。亞開行作為亞洲政府間的金融機構，它最早成立於1966年，日本在其成立以及其後的運營中都發揮瞭主導作用。此外，日本一直持有亞開行最多的認繳資本和否決權，行長一職也一直由日本人擔任。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雖然不是域內國傢，但是卻長期持有亞洲開發銀行15%以上的認繳資本，在亞開行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亞開行雖然為亞洲國傢經濟社會的發展領域做出瞭巨大貢獻，但是其目前的機構設置，特別是日美兩國主導的格局已經不能滿足當前亞洲各國的需求，中國之所以倡議成立亞投行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亞投行是“一帶一路”這一中國政府頂層設計理念的具體體現，其主要功能是為沿線國傢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融資。既然都是投融資金融機構，亞開行和亞投行自然在功能上存在重疊的部分，日本政府也多少基於這樣的考慮拒絕亞投行。除瞭功能重疊的擔心之外，日本更為看重的還是權力的分配問題。日本以功能重疊為理由拒絕中國亞投行的邀請，而本質上則是希望以亞開行來主導亞太地區的金融合作，盡可能削弱亞投行在地區的影響力。這也體現瞭區域金融投資領域競爭性的一面。
第三，區域安全合作領域。在區域安全合作領域，亞洲可以說是負面案例的典型。由於亞洲地區差異性的存在，當前在亞洲或者亞太地區並沒有形成可靠的多邊主義安全共同體。如果歐洲的安全合作是以多邊主義為特征的話，那麼亞洲的安全合作用卡贊斯坦的定義就是“多孔化”（porousness）的地區安全合作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亞洲地區國傢分別同美國締結安全保障協定，這裡面比較典型的當屬“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美新軍事同盟”等以美國為核心的雙邊軍事同盟。中國在歷史上雖然有過短暫的結盟戰略，但是在改革開放後已經以“合作夥伴關系”取代“軍事同盟關系”，結盟戰略已經不是當前中國對外政策的首要選項。當前在亞太地區存在多個多邊安全合作組織，中國也一直主張在公開、開放、透明且尊重多樣性原則的前提下同東亞國傢開展軍事安全對話與合作，在此背景下東盟地區合作論壇（ARF）應運而生。日本雖然也是ARF體制下的成員國，也主張亞太地區多邊安全機制的建設，但是這並沒有為日本的國傢安全提供保障，同美國的雙邊同盟依然是其安全政策的基石。
以上經濟、金融以及安全領域的制度性架構雖然沒有呈現出完全的對立格局，但是這三個領域內的二元構造已經開始具有競爭性，即“兩者擇其一”的屬性。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戰略選擇顯然是考慮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日本跟著美國的節奏力推排他性非常強的TPP；在區域金融投資領域日本和美國把持著亞開行的主導權，對於中國所倡議的亞投行冷眼相看；在區域安全合作領域，日本固守日美軍事同盟的保護傘，對於中國的“新安全觀”以及多邊安全合作構想保持距離。
日本為何會做出上述戰略選擇？可能很多人會直接拋出“日美同盟”予以解釋，筆者當然不否定這樣的論斷，但是似乎缺少對日本戰略邏輯的梳理和討論。“日美同盟”隻是一種政策結果，並沒有說明日本戰略選擇的本質。在筆者看來，日本之所以會做出上述選擇，既跟其宏觀上的大戰略有關，同時也跟微觀上的行為邏輯有著密切關系。
在解釋日本的“大戰略”的時候，學術界對此爭論不一。很多日本的政治傢（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學者都批評日本沒有大戰略，或者說至少缺乏長遠的戰略。日本所要做的，就是跟著美國走，在這一點上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用“卡拉OK外交”這一形象生動的比喻概括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從屬性。意指日本沒有譜寫外交政策這首曲子的能力，日本可以做的隻是根據既定的樂譜來演唱。豬口孝想要強調的是日本的國傢戰略和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強權的影響，就戰後而言主要是受到美國的影響，因此日本也經常會被冠以“外壓型國傢”（GaiatasuState）或者“反應型國傢”（ReactiveState）等頭銜。當然，受到強權的影響既有消極被動的因素，同時也有日本積極主動的一面，這就是所謂的“強者依附”心理。“強者依附”具體可以體現為向強者學習先進技術的主觀意願以及同強者結盟的政策需要。
縱觀日本近代化的軌跡可以發現，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確呈現瞭上述表征。日本在1853年“佩裡叩關”之後，從最初的蘭學逐漸向西歐軍事強國普魯士和法蘭西學習先進的軍事操練技術；待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看到瞭海上霸權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跟英國締結“英日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同當時強大的納粹德國結盟，最後卻以慘敗而告終；戰敗後，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文化吸引力最終讓日本同美國締結同盟並延續至今。
筆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上述邏輯，但是具體到微觀的外交政策上，日本卻未必完全依附於美國而行事。關於這一點，中國學者田慶立用“蝙蝠性格”來解釋日本對外政策的搖擺心理。所謂“蝙蝠性格”是指，蝙蝠本身非禽非獸，當作為“禽”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會自詡為禽鳥類；當作為“獸”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會自詡為獸類。戰後日本在亞洲所扮演的角色也未嘗不體現出這樣的鐘擺心理。當需要它作為亞洲國傢，或者想要代表亞洲的時候，日本會強調其地理上的亞洲身份；當需要它以先進國傢之姿態俯視亞洲各國的時候，日本則會強調其價值觀上的非亞洲屬性。
因此，筆者認為日本對當前東亞地區競爭性制度框架所做出的選擇，是其固有宏觀國傢戰略和微觀對外政策選擇折中後的結果。國傢戰略雖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變化，但是短期內不會表現得十分明顯，但是微觀的對外政策極容易受到國際以及國內政治要素的影響，因此有著極強的可變性，日本“蝙蝠性格”的鐘擺外交正是其具體體現。關於“一帶一路”倡議，日本政府雖然沒有做出積極地回應，這或許可以從日本的國傢戰略層面做出解釋，即日本同美國有結盟關系，而美國沒有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所以日本也不會參與。但是，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景和潛在收益，日本是否會出現搖擺並最後擁抱“一帶一路”呢，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其“蝙蝠性格”來做出解讀。在接下來的分析中筆者將會分別考察日本政府和國內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知和反應，並分析二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最後在結論部分揭示出日本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矛盾心理和可能選項。
四、TPP對抗“一帶一路”：日本政府的回應
日本對“絲綢之路”的概念並不陌生，其學術界對“絲綢之路”的人文地理研究在某些方面還要勝過中國（1980年代就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1980年代日本國傢電視臺NHK與著名歷史小說傢司馬遼太郎合作拍攝《絲綢之路》大型紀錄片，更是讓“絲綢之路”在日本傢喻戶曉、人盡皆知。日本人對“絲綢之路”的思慕（nostalgia）還體現在歷史上的東西方交流上，現在日本奈良的“正倉院”還典藏著唐代日本與絲綢之路相關的收藏品，而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亦把日本視為絲綢之路東方的終點。
但是，日本政府對現實版的“一帶一路”構想卻沒有展現出那樣積極的回應。2015年4月22日，在出席“萬隆會議”六十周年紀念活動時，安倍晉三同習近平會談時指出，日本認識到亞洲各國對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度需求，但表示對於亞投行在治理（governance）的公正性方面存疑。同時，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安倍則認為要看將來的具體進展，算是從正面拒絕瞭中方的倡議。作為亞洲地區兩個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傢，中日兩國在牽涉到亞洲各國福祉的“一帶一路”倡議上，完全背道而馳。日本政府拒絕“一帶一路”的原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側面來解釋，筆者在這裡基於日本政府的立場和官方解釋重點歸納瞭政治、經濟和安全三個方面原因。
第一，中日之間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上不具備政治基礎。這裡的政治基礎大概有如下四個方面值得註意：首先，中日關系在歷史認識等領域存在著對立，而且這種對立波及到兩國的政治關系甚至安全關系，因此不具備“一帶一路”倡議上深化合作的基礎。其次，中日兩國價值觀上存在著認同差異，這種差異反映在具體細節上則是兩國對“一帶一路”倡議之意圖和動機的不同認知。日本政府在談到TPP時總要強調其成員分享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價值觀要素掣肘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合作。再次，日本國內政治領域保守的反華派也不願意看到日本過於接近中國，目前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強勁，而很多保守派直接把“保守”同“反華”畫上等號，如果“不反華”那就算不上“真保守”。最後，從國際政治視角來看，美國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持消極態度，並要求其盟國慎重對待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日本在決策中也勢必要考慮美國因素的影響。
第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符合日本的經濟利益。關於經濟層面的理由首先要指出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制度競爭”，因為日本手裡已經握著亞開行的實權，擔心過度參與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事務會弱化亞開行在亞洲的存在感。其次，日本一直攜TPP自重，TPP作為排他性很強的自由貿易協定，無法跟“一帶一路”建設產生交集或者疊加效應，也就是說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無助於提升日本在TPP協定中的經濟加權。最後，相較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RCEP，日本政府通過試算之後表示TPP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和經濟前景更加可觀。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TPP對策本部”的研究報告指出，日本加入TPP之後能夠帶來105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以及2%左右的GDP增長率，而如果加入中國所主張的RCEP則隻能夠帶來900多億美元的經濟收益和1.8%的GDP增長率。事實上根據不同的數據基準，關於TPP和RCEP的收益問題一直都有不同主張，以最近的數據來看，主張RCEP收益大於TPP的則占據多數。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日本所主張的經濟層面的理由未必能夠站得住腳，要理解日本政府的邏輯還要回到政治層面，甚至安全層面的視角。
第三，日本為瞭在安全領域掣肘中國而拒絕“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4月29日，安倍晉三在美國國會的演講中指出，TPP已經超越瞭單純的經濟利益，對地區的安全保障而言具有更大的促進作用。中日兩國在東海地區存在固有的領土爭端（東海油氣田以及釣魚島問題），近年來日本又對中國的南海政策頗有微詞。日本既然能夠將TPP視為安全保障領域掣肘中國的閥門，那麼也可想而知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消極回應瞭。如果考慮更廣域的地緣政治現實，美國和日本已經在太平洋海域組成瞭在安全上遏制中國的防線，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考慮“西進”則是對美日地緣戰略的對沖。在近幾年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日本一直是美國的戰略橋頭堡，而中國則是他們的共同制衡對象國。比如，日本於2015年9月強行通過的“安保法案”規定日本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行使集體自衛權，對於日本而言所謂的集體自衛權，就是可以參與到美國所介入的軍事紛爭中。安全領域上中國同日美兩國的對抗性要素也迫使日本拒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反而同美國強化軍事同盟關系。
以上三點大致勾勒出瞭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官方回應。其實以上所列舉出來的原因，有一些的確是結構上的矛盾，短時期內畢竟難以解決，但是這是否會影響到中日兩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的合作，恐怕還有待於今後的觀察和評估。至少在目前來看，如果日本政府不刻意制造矛盾的話，中日兩國本可以在“一帶一路”的推進進程中有更大的合作空間。
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拒絕的不是“一帶一路”這樣的倡議，其想要拒絕的是“一帶一路”的倡議者，也就是中國。同時，這種拒絕並不是基於單純的經濟利益，而是將經濟利益與政治以及安全利益相掛鉤，甚至是以經濟為幌子，基於政治意識形態和安全保障的視角來拒絕中國的倡議。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唯一可以做文章的就是跟著美國一道，以經濟貿易合作來建構自己的意識形態朋友圈，並實現制衡中國的目的。
日本針對具體的對象地區主要有如下方式來對抗“一帶一路”：第一，在歐亞大陸地區（即中國“陸上絲綢之路”覆蓋區域）日本的對策是以投資來遏制投資。中亞地區是中國的天然腹地，同時也是亞投行重點投資支持的地區，日本為制衡中國對該地區的設施投資，向中亞國傢承諾瞭巨額的資金投資。2015年10月，安倍晉三訪問中亞五國和蒙古，宣佈承諾給中亞五國和蒙古提供3兆日元的民間投資。在東南亞地區（即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覆蓋區域），日本的對策重點是提供援助，考慮到這些國傢同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爭端，日本的援助更多具有軍事援助的性質。另外，日本也一直在高鐵輸出等領域上同中國形成直接對立的關系，比如中日兩國在印度尼西亞高鐵建設問題上的博弈，其實已經凸顯瞭這種對抗性和競爭性。
五、“一帶一路”認知的另一側面：日本輿論的比較分析
前文基於日本政府的視角大致歸納瞭其拒絕“一帶一路”的三個方面的原因，
以及日本政府的具體對策。值得註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政策主張未必能夠完全代表日本社會的意願。在前文的分析中也已經看到，日本政府更多的是基於政治和安全層面的理由抵制“一帶一路”，就經濟收益而言，“一帶一路”給日本帶來的潛在收益未必會比TPP要少。日本政府的解釋已經開始呈現其難以自圓其說的一面，在這裡筆者希望借助媒體的視角來深層次地解構日本社會看待“一帶一路”倡議的矛盾心理。媒體是政治與社會的一面鏡子，雖然媒體也有官方媒體和民間媒體之分，意識形態也有左和右的區別，但總的來說還是可以比較全面地把握社會輿論的動向。本文考慮到媒體立場的不同，主要選取《讀賣新聞》（中間偏右）、《朝日新聞》（中間偏左）和《每日新聞》（中間偏左）三傢報紙的報道數量以及具體內容作為比較分析的樣本，詳細考察日本輿論界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以及與政府的主張有何不同。
在上一節中筆者論述到，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持消極否定的態度，同時日本和美國一道抵制亞投行，並且沒有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國。因此，日本政府也在單邊或多邊場合試圖淡化、或者避免正面評價“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等中方的倡議和主張。然而，日本媒體相較於日本政府，則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筆者對《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報紙的新聞報道中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內容進行瞭統計整理，分別從報道的數量、高峰時段、同TPP報道的相關性以及同中國媒體報道的對比等角度，試圖挖掘出日本社會（輿論）不同於日本政府甚至不同於中國的認識視角。通過數據對比，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日本媒體對“亞投行”的關註度遠遠大於對“一帶一路”的關註度。《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對“亞投行”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75次、300次和389次，而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數量則分別為196次、105次和178次。這表明，日本輿論相較於“一帶一路”這一政治領域的頂層設計，它們更加關心的是具體的、細節的經濟利益。“亞投行”區別“一帶一路”的地方在於其主要關涉經濟部門領域，而日本企業、社會最關心的恰恰就在這裡。日本媒體對“亞投行”的關註遠遠大於“一帶一路”這一點也顛覆瞭我們的固有觀念，當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政府的認識相背離。以中國的《人民日報》為例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發現，自“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倡議提出以來，《人民日報》報道中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報道次數分別為561次和21次，也就是說中國對“一帶一度”的關註度遠遠高於“亞投行”，這跟日本媒體的關註截然相反。
第二，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關註有著明顯的高峰期。“亞投行”報道最多的時間段是“2015年4月-6月”，“一帶一路”報道最多的時間段是“2015年4月-6月”、“2016年1月-3月”以及“2017年4月-6月”。其中，“2015年4月-6月”時值亞投行成立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段比較有重要意義的活動有，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會員國談判會議以及亞投行協定簽署儀式等，這些活動也吸引瞭日本媒體的關註。“一帶一路”作為亞投行的母體，對其報道也集中在“2015年4-6月”這一時期，同時這一段時期內，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並發表瞭關於“一帶一路”的重要講話，這些都是日本媒體關註的焦點。而“2016年1月-3月”期間主要的事件是習近平主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的正式訪問以及相關的發言。通過具體的報道內容也可以看出，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的時候更多的是將其作為政治新聞來報道，而對亞投行的報道則更多出現在國際經濟版面。特別值得註意的是，“2017年4月-6月”對“一帶一路”報道的次數顯著增多，這主要是因為5月14日中國舉行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而日本政府首次派團參加。日本政府在對待“一帶一路”的態度上發生瞭一些變化，而這些變化正好體現在媒體的報道上。
第三，“一帶一路”與TPP談判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根據同樣檢索標準，筆者對日本媒體有關TPP的報道數量和時期進行瞭比較分析。發現TPP的報道同“一帶一路”、“亞投行”在數量以及時期上並無直接的因果關聯。日本媒體對TPP報道數量最多的時期分別是“2015年10月-12月”（《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54次、454次和364次）以及“2016年10月-12月”（《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三傢媒體的報道數量分別為：420次、362次和346次）。其中，2015年10月-12月期間，TPP各談判國就談判內容達成一致，日本也開始正式參與到談判，所以媒體給予相當多數的關註。2016年10-12月期間，則有兩件重大事件吸引瞭媒體的關註，第一是日本政府在國會通過瞭加入TPP談判的決議，第二是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並宣佈退出TPP談判。雖然TPP的報道與“一帶一路”並無直接的相關性，但是筆者在對其內容分別進行檢索之後發現，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時候，經常會提到TPP；或者在報道TPP的時候，經常會提到”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即相同的一篇報道中往往既會出現TPP也會出現“一帶一路”。也就是說，日本媒體已經意識到TPP和“一帶一路”二者的共存關系或者競爭關系，雖然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采取回避態度，但是日本媒體強烈地意識到瞭”一帶一路”的存在。
第四，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後，日本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更加積極和正面。關於這一特征有如下兩點需要註意：首先，特朗普退出TPP談判的聲明給日本政府強烈的打擊，雖然日本政府官方並沒有向中國的“一帶一路”服軟，但是民間已經開始出現積極回應“一帶一路”的聲音。其次，關於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報道積極與正面的評判標準，考慮到新聞報道的相對中立性，筆者主要考察瞭三傢報紙的“觀點、“采訪”以及“社論”等相對具有主觀性或者指向性的欄目而得出上述結論。以《朝日新聞》為例，特朗普當選以前，《朝日新聞》就不乏支持“一帶一路”的觀點和主張，而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協定之後，《朝日新聞》對TPP的報道更加悲觀，反而是對“一帶一路”的報道更加積極，雖然有些場合並沒有直接表明態度，而是采取旁敲側擊的方式，但是已經可以看出日本媒體對”一帶一路”態度變化的端倪。在《朝日新聞》的專訪中，主要涉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專訪根據筆者統計有15次，其中支持日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入亞投行的主張占多數（9次），而且在特朗普宣佈退出TPP談判之後，專傢們的觀點更傾向於”一帶一路”、亞投行以及其他替代性多邊貿易合作協定（主要是回歸中國所主張的RCEP體系）。特別是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美國正式派代表參加，而日本也追隨美國的腳步派自民黨大佬二階俊博參加論壇，同時二階以及安倍晉三本人先後表明有條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發言，這讓媒體的報道更加傾向於支持“一帶一路”。
總的來說，日本媒體在報道“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的時候，主要考慮到的是自身的經濟利益。雖然也有針對中國的政治批判，但不容否認的是，日本最關心的仍然是中國的主張和倡議是否對日本經濟更加有利，這時最常見的討論就是拿TPP來跟“一帶一路”、亞投行作比較。日本媒體是銜接輿論、社會以及日本政府的橋梁，所以透過日本媒體的報道也大致可以勾畫出日本國內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圖像。更重要的是，日本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關註焦點，與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質疑多少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這也反映出日本國內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不同認知，這種不同認知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比如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的進程中取得顯著成效，而美國在TPP的進程中停滯不前）也會刺激日本政府在對外政策制定中做出回應。
六、結語
當前東亞地區各種類型的競爭性制度框架給日本的政策選擇提供瞭多種可能，這是日本選擇TPP路徑而非“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提條件。而當前東亞的政治安全格局則促使日本倒向美國，TPP正是日本附和美國的政策產物，這是日本排斥“一帶一路”的根本基礎。然而，這樣的前提和基礎並非一成不變，目前來看最大的兩個變數不是來自於日本政府自身，而是中國和美國。首先，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正在積極推進，沿線國傢大多積極回應中國政府的倡議，這給中國帶來瞭非常多的正面效應（比如政治上的大國地位、經濟上的財富收益以及安全上的戰略緩沖空間等等），為此已經有日本的政治傢批評日本錯過瞭參與“一帶一路”的最佳時期。其次，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明確聲明退出TPP談判，這距離日本在國會強行通過TPP談判決議不到一個月。美國給日本政府的打擊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事關貿易問題的TPP，甚至在安全保障以及地區合作的其他問題上，共和黨政權都跟其前任民主黨政權格格不入。日本國內出現支持“一帶一路”的聲音，不僅僅在於“一帶一路”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更重要的還在於日本的TPP政策遭到瞭美國的拋棄。但是，TPP已經在國會決議通過，日本政府也不會急於退出，但是它卻需要找個臺階下，這時才有瞭近期日本拋開美國聯合11國推進TPP以及聯合印度推進“山寨”版“一帶一路”的倡議。
本文在第二節分析日本的戰略邏輯時已經指出，日本的大國依附心理是導致其用TPP政策捆綁美國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種大國依附心理直接導致瞭日本政府以TPP來對抗“一帶一路”倡議。但是，大國依附心理也具有不容忽視的負面作用，即一旦大國出現政策變動的時候，日本是否能夠靈活應對。在這一點上，日本政府顯然沒有估計到美國的政權會實現政黨輪替，也沒有為美國可能退出TPP做好周全的準備。但是，這並不妨礙日本外交政策的繼續推進，我們分析日本的戰略邏輯時也指出“蝙蝠邏輯”的重要作用，戰略依附固然重要，但切身利益也不能完全放棄。“一帶一路”以及其衍生品（比如亞投行、RCEP）能夠給日本帶來更大的收益，這在前文的比較分析中已經得出較為清晰的結論瞭，如果日本政府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的話，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展開合作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美國退出TPP談判導致（至少是暫時性地）日本政府陷入瞭戰略選擇困境。簡而言之，用TPP來對抗“一帶一路”已經走進瞭死胡同，日本政府在面對“一帶一路”的時候該如何權衡其政治利益、經濟利益以及安全利益，這是其首要考慮的問題。考慮到日本的戰略邏輯（強權依附）、國民性（蝙蝠性格）以及東亞地區環境的可能變化（國力對比的變化或者說權力轉移），筆者認為日本在未來極有可能以更加合作的心態來看待“一帶一路”，在此過程中也不排除其融入到亞投行以及其他合作框架中的可能性。如果過去日本在看待“一帶一路”時是從遲疑到否定的過程的話，那麼今後不排除其接近並且最終融入“一帶一路”的可能。當然這一過程也受到如下因素的影響，即日本自身的戰略選擇、中國持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決心以及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調整。對於這些可能變數，既需要學術界和政策界做出前瞻性預判，同時也需要對日本以及東亞地區形勢進行持續的觀察。
（本文轉自《國際關系研究》）
作者簡介：
王廣濤，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員。
整理：一帶一路百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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